“大类招生”，即高校不再以单一专业而是以一个大的、学科相近的门类招收本科新生。新生入学后，不少学校还采取“大类培养”，即按大类先对学生进行一段时间的通识教育，之后再分流，学生按照志愿进入所属门类下的相关专业学习。
相关改革可以追溯到2001年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真正在全国知名大学铺开是在2017年，随后一些高校还在陆续跟进。
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专业壁垒，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性、选择性，可以增进学生对于专业的了解。同时，一定程度的通识教育还可以帮助学生打下牢固的基础，建立多元的兴趣。可以说，大类招生带来的一系列改革成效显著，可视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进步。
那么，可否就此认为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是改革的“风向标”乃至最终目标呢？
当下，经过几年实践，教育工作者们逐渐发现，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并探究解决方案。
比如，所谓“大类”一般由多个学院组成，通常是拼盘式的组合，组织上并非真正的融合性机构，专业上只是学科相近也并无必然联系。一些学科的学科基础很不一样，与其他专业勉强归为一类，缺乏科学依据。各学院、专业之间要协调起来，困难重重。
又比如，一些高校将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搭配在一起，定位成一个“大类”捆绑招生。到校之后，学生一旦未能如愿进入热门专业，很可能倍感失望，以致回望招生规则，产生疑问：难道大类招生就是为了给冷门专业打包销售？据媒体报道，由于这种搭配模式，一所著名大学在招生中遭遇“滑铁卢”，在多个省份招生爆冷，不但分数线下降严重，甚至还出现断档现象。
之所以将冷热门专业搭配成“大类”，高校也有“难言之隐”，因为即便是顶尖高校，有强势专业、优势专业与特色专业，也有相对弱势的专业、冷门专业。前者，学生纷至沓来；后者，则大都非学生首选。一个专业招不到好的学生，未来发展就会走下坡路，甚至越来越弱。高校希望强势专业能带动弱势专业，于是利用大类招生的规则对冷热门专业实行捆绑招生。只是如此一来，“大类”就变成了“杂类”。有些高校为了照顾某些专业，还将大类拆分开来变得越来越小、门类越来越多，实际上又开了倒车。
由此，学生后续的专业选择与分流也会出现困难：一是专业的冷热度久已有之，如何协调，全靠学院规定与学生选择；二是各学院会从各自学科与专业利益出发去制定进人与选人的门槛，名额有限；三是学生看似可以自愿选择专业，但在热门专业激烈的竞争面前，除了用成绩说话，个人志愿无从体现。
上述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总体来说，尽管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改革的初衷在于打破专业教育的禁锢，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大类还是以专业为集合体所组成的专业群，难免受限于专业集群的各自为战与本位主义。各专业都难免会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学生也会不由自主地在各专业间流连、比较，并有可能早早就确定了自己的选择，不利于通识教育的开展。而通识教育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思想与认识问题，是有关人生的问题，也是有关人生的选择问题，目的是拓展学生的思维与视野。对这些问题认识的加深，绝对有助于学生未来的专业选择。
因此，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也只是改革的阶段性成果，而非终点，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推动本科教育的彻底变革。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各高校所选择的发展类型也不一样，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并不完全适用于应用型高校和职业院校，上述推断仅限于研究型高校而言。
专业教育是由学院负责来完成的，而通识教育则需要全校统筹统管、政策制度配套、课程完备足量、教师意识通透才能真正得以贯彻执行，两者之间协调不好，两者都会受到掣肘。在我看来，当研究型高校的改革到了一定阶段，条件允许的时候，应当逐步放开大类招生，实行书院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本科生院，从制度上为通识教育保驾护航，从而使得本科教育变革更为彻底。当前，国内的一些高校，如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已相继成立本科生院，旨在统筹本科教育。虽然本科生院制度仍然需要加以研究，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相信这一制度一定能在本科人才培养与通识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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